酒德，指饮酒的道德规范和酒后应有的风度。合度者有德，失态者无德，恶趣者更无德。韩愈《醉赠张秘书》写“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响乐，有如聚飞蚊。”这伙酒徒纵酒狂饮，沉溺声色，从饮酒的文化涵义转向了单纯的生理刺激，并成了社会污染之源，真是可恶而且可悲。
中国儒家经典历来提倡酒德，劝人戒酒或节饮。《易经》释困卦为“九二，困于酒食”，释未济卦为“饮酒濡首，亦不节也”，都是凶险的征象，语含警诚。《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就表彰宾客各就席，揖让不失礼；批评“目既醉止，威仪沙沙；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一到喝醉了，就仪态失度，轻薄张狂，连普通的礼节也忘了）。此外，《尚书》有《酒法》篇，《抱朴子》有《酒诫》篇，晋代庾阐作《断酒戒》，唐代皮日休撰《酒箴》，宋代吴淑撰《酒赋》苏辙撰《既醉备五福论》，都谆谆告诫制欲节饮；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清之际顾炎武的《日如录》，也提醒酒为“魔浆”，“祸泉”，少饮有益，滥醉伤身。总起来说，中国传统主张让酒回归到文化的本位，讲求以下的酒德：
一是量力而饮。即饮酒不在多少，贵在适量。要正确估量自己的饮酒能力，不作力不从心之饮。过量饮酒或嗜酒成癖，都将导致严重后果。《饮膳正要》指出：“少饮为佳，多饮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本草纲目》亦指出：“若夫沉缅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伤躯陨命，其害可甚言哉！”这就是说，过量饮酒，一伤身体，二伤大雅。有的人或赌酒争胜，或故作豪饮，或借饮浇愁，都是愚昧的表现，懦夫的行径。正如郭小川在《祝酒歌》里所咏唱的：“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是咱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
二是节制有度。即饮酒要注意自我克制，十分酒量最好只喝到六七分，至多不得超过八分，这样才饮酒而不乱。《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管辂别传》，说到管辂略自励励人：“酒不可极，才不可尽。吾欲持酒以礼，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就是力戒贪杯与逞才。明代莫云卿在《酗酒戒》中也论及：与友人饮，以“唇齿间沉酒然以甘，肠胃间觉欣然以悦”；超过此限，则立即“覆斛止酒”（杯倒扣，以示决不再饮）。对那些以“酒逢知己干杯少”为由劝其再饮者则认为“非良友也”，这也是节饮的榜样。相反，信陵君“与宾客为长夜饮，…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曹植“任性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常饮酒无欢，遂发病薨”，享年仅41岁。而晏婴谏齐景公节制饮酒，山涛酒量极宏却每饮不过八斗，都一直奉为佳话。
三是饮酒不能强劝。清代阮葵生所著《茶余客话》引陈畿亭的话说：“饮宴若劝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气，不然，亦俗也。君子饮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仆役，以通为恭敬，以虐为慷慨，以大醉为欢乐，土人亦效斯习，必无礼无义不读书者”。这里刻划了酒林中一些近乎虐待狂的欢饮者，他们胡搅蛮缠，步步进逼，层层加码，必置客人于醉地而后快。这些人往往还振振有词，什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呀，“人生难得几回醉”呀，完全是把沉溺当豪爽，把邪恶当有趣。其实人们酒量各异，对酒的承受力不一；强人饮酒，不仅是败坏这一赏心乐事，而且容易出事，甚至丧命。因此，作为主人在款待客人时，既要热情，又要诚恳；既要热闹，又要理智。切勿强人所难，执意劝饮。还是主随客便，自饮自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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