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反法西斯的抗战文化_长江三峡旅游_重庆景点

二战反法西斯的抗战文化

　　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重庆的文学历史自抗日战争开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禹。夏衍等人来到重庆，在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用绝蘸爱国热情的笔写出了一大批思想性强、艺术质量高的文艺作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团结了大后方文艺界的进步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积蓄了力量。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以文艺为武器，动员和团结人民一致抗日，形成了“抗战文化”，它将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芒。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文艺界的同志同仇敌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成抗日救亡演剧队，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绝大部分文艺战士抵达重庆，形成了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活剧演出空前繁荣和广泛普及的局面。在这一时期，许多知名的电影和话剧编剧、导演、演员聚会在重庆，如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应云卫、张骏祥、史东山、谢流。马彦祥、沈西岑、赵丹、白扬、秦治、张瑞芳、舒秀文、胡蝶、魏鹤龄、施超……等等，他们多以国泰大戏院、杭建堂、银社、青年馆等处为基地排练节目和正式演出。

　　1941年到1945年的“雾李公演”，每年都有几十出话剧搬上舞台。抗战八年期间的重庆，多幕剧在城市剧场的公演就有 170余出，加上独幕剧则达240余出之多。这些演出为抗日救亡，为争取民主，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重庆话剧界人才美革，他们不仅是剧坛摧操的明星，有的更是对敌冲锋陷阵的猛士。著名的话剧团体有：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电影剧团、中央青年剧社、怒吼剧社、孩子剧团等。

　　当时演出的重要剧目有田汉、陈鲤庭、崔电编导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天国春秋》，曹禹的《雷雨》、《日出》、《蜕变》、《北京人》、《原野》，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雀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入》，田汉的《梅雨》，老舍的《残雾》，宋之的的《雾重庆》，于传的《长夜人》，陈白尘的《岁寒图》、《升官图》，夏衍的《芳草天涯》入法西斯细菌》等。这些剧目已成为我国的名剧，对我国的话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第一部大型歌剧《秋子》也是首次在重庆演出的。

　　当时的重庆国泰影剧院（即现和平电影院）是抗战后第一个上映进步大型话剧的处所。1937年9月下旬，从北平来重庆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和重庆业余戏剧爱好者五十余人，共同发起成立《怒吼剧社》于十月一日正式演出《保卫芦沟桥》。这出激动人心的话剧，受到山城后方人民的欢迎。《新蜀报》还以套红大字为之宣传，称之为“民族解放的呐喊”。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又是我国电影的摄制中心。当时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国电影制片厂迁来重庆。史东山、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金山、沈西警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云集重庆，摄制了一批优秀的爱国影片。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重庆的电影工作者，始终坚持把电影创作与动员鼓励群众参加抗战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可谓“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抗战八年间，中央电影摄制场、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重庆就拍摄了《保卫家乡》人中华儿女》《东亚之光》《孤城蝶血》、《胜利行曲》、《长空万里》、《青年中国》、《日本间谍》、《还我故乡》等16部故事片和一批反映抗战的纪录片。这些影片大都是抗战初期拍摄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电影摄制基本停止。尽管如此，从这些电影中，仍可以看到陪都时期电影的面貌，感受到电影界人士的满腔爱国热情。

　　在这时期，活跃于文艺界的有一位重庆人，名叫夏云瑚，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夏云瑚其人。在抗战前的上海，即与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有许多往来，他是一位有进步思想的资本家，也是在抗战时期开明进步的影剧事业家。当时他是国泰、一园、和平电影院的老板，为进步文艺影剧界、，提供许多方便，支持抗战救亡演出事业，作出许多贡献。他并提供南岸瓦厂湾一块土地，作为安葬影剧界人士的墓地，后人称为影剧人公墓。埋葬在那里的有沈西警（“十字街头”的导演）、施超、江村、司马英才、杜小鹃（顾而已妻）等人。数十年过去了，缅怀这些影视战线忠贞战士，可供后人凭吊。

　　抗战文化的辉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周恩来这样“一颗擎天大树”。郭沫若曾把周恩来比作国统区进步文化工作者的“一颗擎天大树”，夏衍为之拍案叫绝。

　　1940年5月底，周恩来从苏联归国返渝后便组建了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后简称“文委”）。同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南方局遵照这一指示进行研究和部署，并决定由周恩来、凯丰直接负责文委的工作，周恩来兼任南方局文委书记。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南方局文委主要是运用统—战线的形式，以“三化”（职业化，社会法、合法化），“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为主要形式开展工作。南方局文委是秘密的，不适于公开活动，因此，南方局文委的成员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在重庆的舞台上。如冯乃超这位以《红纱灯》诗集蜚声文坛的象征派诗人，当时是“文协”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三科科长；潘梓年是左联时期的著名作家，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社社长和“文协”候补理事、监事；光未然是横河大合唱》组诗的作者，公开身份是第三厅的科员、“文协”诗歌朗诵队队长；胡绳、夏衍、都以合法的身份进行进步的文化活动。南方局文委广泛团结文艺、新闻、社科。教育等文化界的人士，特别是团结了郭沫若、茅盾。胡风、老舍、陶行知、侯外庐、王昆仑等著名的文化界人士，扩大和巩固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南方局文委通过进步文化人士占优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扩大了文化界的统一战线。1938年夏，由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确认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南方局文委举起郭沫若这面爱国主义革命文化的旗帜，以《新华日报》为号角，以文艺为武器，聚集队伍，宣传抗日。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通过郭沫若的活动来贯彻党在文化界的方针、政策，进而实现党对国统区文化界的领导。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文工会”成了文化界进步人土活动的民主堡垒。周恩来还直接领导。发动了全国规模的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活动，不仅明确树立了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并通过演出郭沫若创作的《屈原》等历史剧，带动了处在低潮的国统区的革命文化运动。在周恩来的直接鼓励下，郭沫若还写出《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等力作，带动了社科研究的发展，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周恩来高瞻远瞩，未雨绸缎，在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抗战的时候，就开始为新中国谋划培养科技人才了。1944年，周恩来指示南方局选派了一大批青年科技工作者，从重庆出发，去美国留学深造，学习科学知识和本领。几年以后，当他们在大洋彼岸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听到“周公”对他们的召唤时，华罗庚、李四光、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批科技人才毅然放弃了异国优裕的生活待遇，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的科教立国，贡献聪明才智和一片赤诚。

　　正是这段不朽的历史和红岩精神，至今仍然激励着当代文学艺术家的创作，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接连产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近年《红岩魂》展览在全国巡回展出引起轰动，红岩题材的音乐、舞蹈、诗歌。小说和美术创作特别是影视创作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抗战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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